【摘要】万里茶道是2013年以来普遍的使用的概念，其生成经历了从史实挖掘到学术建构，最终上升为跨国文化遗产的动态嬗变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各界着力于整理口述资料和梳理史实，积累了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茶叶之路”“张库大道”等概念，将研究视野从贸易史和对外关系史向文化线路转移，体现出了自觉意识。从20世纪90年代起，“茶叶之路”概念从泛指走向专有化，用来指称中蒙俄历时近三百年的茶叶贸易通道。2013年，习主席在莫斯科的演讲中使用“万里茶道”一词，替代了之前的“万里茶路”“茶叶之路”等多种称谓。自此之后，万里茶道的文化遗产实践愈来愈普遍和深入，取得了众多实绩。这三重嬗变的实现得益于时代、话语等方面的变迁和演进，基于坚实史实、概念提炼和公众参与遗产的热情，万里茶道变成全球文化遗产的时代和传统到来。

  宋时磊.万里茶道的三重嬗变：史实、概念与文化遗产实践[J].中国农史,2026,45(02):137-147.

  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标志着这条横跨中蒙俄三国的历史贸易通道，其遗产价值获得了国家层面的认可。尽管现今“万里茶道”一词耳熟能详，但作为一个具有明确遗产内涵的学术与文化概念，其历史只有十余年。已有学者系统梳理万里茶道的相关研究成果，但现有综述多侧重汇总研究成果，而对于这一概念本身如何从史实中被重新发现、界定，并最终进入申请文化遗产的发展轨迹，其内在的嬗变逻辑与驱动机制，尚缺乏深入的专题探讨。同为线路文化遗产的茶马古道在概念生成、学术辩论与符号传播等方面的研究已颇为丰富，反观万里茶道，其相关研究却付之阙如。本文旨在通过构建一个“史实—概念—实践”的三维分析框架，系统阐释万里茶道概念认知与实践的演进逻辑。

  从明末清初（约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俄国十月革命后近三百年的时间内，在中、蒙、俄之间形成了一条贸易大通道，这一道路的主干线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经江西铅山、湖南安化、湖北汉口、河南社旗、山西晋中、河北张家口、内蒙古二连浩特，穿越蒙古国乌兰巴托，延伸至俄罗斯恰克图、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终抵圣彼得堡，全程约1.3万公里，形成覆盖东亚季风区、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冻土带的多气候带复合运输网络。这是继丝绸之路之后，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另一重要跨文明交流线路，其核心功能是茶叶的跨区域贩运，同时带动了棉布、瓷器、皮毛等商品的双向流通，促进了中蒙俄三国的技术、民族、文化交流，当下将其约定俗成称为“万里茶道”。然而，其学术研究却经历了一个从沉寂、复苏到繁荣的曲折过程，研究范式亦随时代语境而几经转换。

  自万里茶道开辟以来，围绕这一贸易路线形成了大量档案和文献，为史实梳理提供了坚实支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清政府涉俄档案，大量涉及中俄外交交涉与贸易纠纷的文件，均与万里茶道的贸易往来、商帮活动及管理规制紧密关联。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机构也有众多中俄关系档案资料，以及当时学者、商人撰写的关于茶叶贸易的著作、游记和商业记录，这些文献详细记载了茶叶运输、定价、销售及文化融合等细节；在近代《申报》《大公报》《盛京时报》《字林西报》等报纸和期刊中，也有众多关于万里茶道茶商、茶叶加工、运输路线及贸易规模的记载。但在万里茶道走向衰落后，相关历史文献随之减少，很少有学者做专门研究，这一贸易路线淡出人们视野。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美国威廉·乌克斯1935年在《茶叶全书》中，论述中国和俄国茶叶贸易史时，着重关注商队贸易（Caravan Trade），并认为西伯利亚铁路等是导致陆地贸易衰落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万里茶道研究几经起伏，相关话语体系也随时代变迁发生显著变化。从195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围绕一系列问题长期论战，政治、军事等方面长期对立。故在很长时期内，这段贸易史被纳入“沙俄侵华史”的革命叙事框架，多在帝国主义的视野关照下，采用侵略和反侵略的立场和视角，将俄商在华茶叶贸易视为经济掠夺。1976年，在吉林师范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沙俄侵华史简编》中，将1727年签订的勘分恰克图以东至额尔古纳河岸阿巴哈依图岭边界的《阿巴哈依图界约》视为沙俄扩大侵华野心的证明；而在《上海外贸史话》一书中，把俄商在福州和九江设立砖茶厂视为“老沙皇魔掌南伸”，造成我国茶商和制茶手工业者的破产。这种叙事话语在改革开放初期仍旧延续，1980年出版的《洞茶今昔》将阜昌、隆昌、顺丰等俄国洋行在羊楼洞所设茶庄，同样描述为“沙皇魔掌伸进了羊楼洞”；茶叶学者陈橡在《茶业通史》中也关注恰克图贸易，在有关政策中也看到了沙俄对我国的侵略活动。1991年苏联解体、中俄关系建立和全面发展后，这种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视角有所缓和。但在相关研究中仍强调战争后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搜取茶叶经济利润等，这一种原因是基于史实的阐述，另一方面也是政治和革命话语的延续。这一研究视角下所撰写的有分量的论文，其中以陈均《十九世纪沙俄对两湖茶叶的掠夺》以及程镇芳、王大同、徐恭生合写的《从十九世纪的茶叶贸易看沙俄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为代表。两篇论文视角虽然带有时代印记，但仍较为深入地回溯了中俄茶叶贸易的大量史实，具备极其重大的文献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以票号为中心的资料整理研究也有所起步，但并未与茶叶贸易的宏观脉络整合。代表性成果有石泉生的《平遥票号史》（1962）、山西财经学院集体编写的《山西票号史料》初稿（1965），郝树侯、王守义等学者也发表了相关论文。遗憾的是，《山西票号史料》到1990年才正式出版。

  这一阶段的成果，其价值在于保存和初步整理了部分史料，但受限于时代，研究视野狭窄，将复杂的跨国商贸活动简化为侵略与反侵略的二元叙事，万里茶道作为“道路”的空间属性与文化交往内涵未能得到彰显。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与中外学术交流的恢复，学术话语和范式发生转换，万里茶道研究迎来了第一个复苏期。其动力大多数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地方文史工作的蓬勃开展，二是学界研究视角的调整。

  首先是地方文史资料的抢救性挖掘。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十余年间，主要沿着口述整理和史实梳理两个方面推进，全国及地方政协的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特别是各地方委员会承担近代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和出版工作，此时期在万里茶道领域做了大量工作。晋商后代、亲历者及地方文史爱好者、专业研究者等成为重要的叙事主体，他们通过口述、整理或研究等方式，留下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比较早期的单篇文章有1985年莫胡尔的《巴林右旗旅蒙商的片断》，侯文义1986年整理的《旅蒙商在林西活动概况》。记载万里茶道比较集中的文史资料有两部：1987年《祁县文史资料》第4辑所搜集内容为商业，其中吕洛青《祁县茶庄初探》，曹恩荣《祁县渠佳和“常裕川”茶庄》《“长盛源”和“祥云集》》，段镇、段达海、杜培仲《祁县南社“广和当”》等多篇文章涉及茶商号、银号等遗事；1992年《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1辑以“旅蒙贸易”为栏目刊登了11篇文章，涉及中蒙俄贸易及陆路运输、骆驼运输和牲畜贸易、运输工具老信车等，还有万里茶道亲历者董万福、杨增燕等人的口述。山西各地的文史资料也注意刊登此方面文章，视野不局限于地方，而聚焦全省，如《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或者是注重山西与其他各地的茶叶贸易往来，如宁书贤《晋商与湘茶》。除山西这一重点省份外，相对集中讨论该问题的是湖北的武汉和赤壁等地的学者，但成果发表时间偏晚，文献数量相对有限。这些资料虽零散，却生动还原了贸易链条中的微观运作，补足官方档案的缺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民间文献基础。

  在搜集和整理资料的同时，万里茶道史学研究也在快速复苏，研究视角也实现了转换。这一阶段的研究视角具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学者们主要从对外关系史和经贸史的维度切入，试图通过茶叶贸易这一具体议题，重构被冷战意识形态遮蔽的中俄交往史实，意在强调对外开放；二是注重晋商、旅蒙商人等商帮群体的研究，以此关照区域经济史的发展，进而建立历史与当代经济发展的关联，回应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中山大学蔡鸿生在《“商队茶”考释》中使用一手俄文资料，详细研究了“商队茶”的始末、西帮茶商的贩运、理藩院的部署制度、“西商”改道和“南柜”兴起，其中少部分内容论述了贸易路线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参与票号整理的黄鉴晖，改革开放后发表的一些论文涉及万里茶道。在《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一文中，他认为山西商人在经营中国到恰克图的茶叶、丝绸等商品时，路途远、商品周转期长，故对借贷需求大，这与江南地区的贸易有很大不同；在《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中，他分析了政治形势对中国北部贸易的影响，重点考察了“外茶商”的大本营、运输队和贸易路线及恰克图贸易的影响等。在万里茶道上，旅蒙商人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群体，卢明辉《清政府治蒙政策及其对近代蒙古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陈东升《清代旅蒙商初探》等对此展开专题研究。

  祁县、太谷、阳泉、张家口各地钱庄、茶商职员和后面的口述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中俄官方史料撰写的研究性论文等，记载和构建了茶商家族从福建采购茶叶至恰克图销售的全流程，包括“标期”等资本筹措制度、联号制等商业机制、部票制等管理措施等。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研究焦点集中于商帮等贸易主体与贸易量统计，对运输路线、交通节点等空间要素鲜有涉及。这种研究取向既受限于档案开放程度、民间文献搜集力度等，也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对“道路”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认知局限，更缺乏将万里茶道上升为文化遗产的时代背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两份文献值得一提。一是渠绍森、庞义才1984年编写的《山西外贸志》，第二编第三章题为“山西联帮的对外贸易”，指出除丝绸之路外，“在中国通往欧洲方面，历史上还有一条不应忽视的国际陆路商路，这就是以山西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转往欧洲腹地的国际商路”，并进一步论述：“这里，我们不妨说，汉唐时以长安为枢纽，对西域各国的以丝绸为主的贸易被称作‘丝绸之路’，那么此后，以山西为枢纽，历时数百年，对欧洲以茶叶为主的贸易，也可以称之为‘茶叶之路’。”这一章用了较大篇幅，援引俄文资料、中国官方史书和档案论述恰克图贸易的由来、前期和后期的发展、输出商品的采集和加工，还重点讨论了商品的运输问题。当然作为地方学者撰写的一部专题志书，作者更注重“茶叶之路”所体现出的不畏艰苦创业的“山西商人精神”。二是牛国祯、梁学诚1988年提出的“张库大道”概念，他们重点分析张家口到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国际商道在三百年间的兴衰。

  此阶段的范式转换颇为关键。其研究特点包括话语主旨从政治批判转向历史还原与经济分析；研究对象从抽象的“贸易关系”具体化为商人、商帮、商品与路线；研究材料从单一官方档案扩展到民间文史资料。尽管此时“道路”作为独立研究对象仍附属于贸易史，但史实的夯实与视角的多元化已为“万里茶道”概念的正式提出与专有化，做好了至关重要的学术准备，万里茶道新的研究阶段即将到来。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万里茶道相关概念从泛用走向专有、从描述性术语升华为核心学术与文化符号的关键期。万里茶道概念的凝练，是三重嬗变的核心，其本质是对中蒙俄茶叶贸易史实的学术提炼与话语建构。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名称称谓更迭，而是伴随着研究视野的拓宽、遗产意识的觉醒以及社会传播的助推、国家战略的变迁，逐步实现从模糊叙事到清晰界定、从多元称谓到统一话语、从历史概念到学术与公共话语双重认同的认知深化和价值升华。史实基底为概念凝练提供了客观依据，而概念的凝练则为文化遗产实践搭建了认知框架。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尽管已经提出“茶叶之路”的概念，但它仍是一个泛称，时而被用于指代中日海上茶路、滇藏茶马古道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在《山西外贸志》中，渠绍森、庞义才首次提出“茶叶之路”。在论述过程中，他们还有意识地分析“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的渊源、分化以及独特价值，其实这与“茶马古道”概念提出时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话语纠葛有相似之处。但在当时，茶叶之路并不专指中俄之间这一贸易商道，而是更多强调贸易路线上茶叶这一商品属性和独特符号标识。1989年王庆新《中国味》中，仅仅是把“茶叶之路”视为中国茶叶在不同历史时期向各个方向传播的简称。日本传媒界对中国茶叶外传颇感兴趣，1988年静冈电视台到天台县拍摄专题纪录片《茶叶之路》，日方将唐宋时期浙江与日本之间茶文化往来视为“茶叶之路”，1990年还有学者在《东南文化》专题论述中日茶叶之路。“茶叶之路”不仅用来指代海上茶路，中蒙俄之间的茶路，有时还被用来描述滇藏线茶马古道或者是川藏线茶马古道。这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尚未充分辨析不同方向茶叶贸易路线的独特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客观说明“茶叶之路”这一词汇不能很好地概括中蒙俄茶叶贸易路线年，经济史学者张正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清代的茶叶商路》一文，这篇文章开始有意识地总结这条茶叶之路的特点。他认为清代的茶叶商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北越长城，贯穿蒙古，经西伯利亚通往欧洲腹地，这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兴起的又一条陆上国际商路。这是首次将这条路内涵概括为“国际商路”，并指出该商路四个方面的作用。这一提法受到欢迎，被《张家口地区公路运输史》《河北公路史》等书籍沿用，1987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土木工程》在提及清代交通时，提到清朝“茶叶之路”时，采用了张正明文章中的表述。

  得益于前期的提炼和传播，以及区域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福建、湖北、山西等地学者基于本地枢纽地位的考证与研究，这一国际商道的独特性日益凸显。从20世纪90年代起，用“茶叶之路”这一名称指称万里茶道的文献越来越普遍。在茶叶经济崛起后，福建参与这一路线话语建设的积极性大为增强。1990年《武夷岩茶香飘海外》一文将“茶叶之路”视为武夷岩茶国际影响力的见证。武夷山市政协巩志1993年专题论述赤石刻恰克图的贸易，文章落脚点是这一商道对于武夷山的意义。厦门大学知名学者庄国土的加入，则让茶叶之路变得更声名显赫：他最初使用“茶叶之路”一词其实就是指海上丝绸之路，意在强调这一路线上商品种类从丝绸到茶叶的变迁；但在之后的论文中，他所说的“茶叶之路”是指从闽北到莫斯科的贸易路线。除了福建外，湖北也是茶路上的重要节点，该省学者也开始加入讨论、开展研究，以张笃勤和刘晓航等为代表。“茶叶之路”由此逐渐专有化，特指17—20世纪中蒙俄之间的茶叶贸易通道。

  这一专有化过程的核心，是研究重心从“贸易”向“道路”的空间属性转移。学者们开始系统勾勒其主要干线、重要节点、运输方式变迁以及沿途的社会文化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俄贸易史和中俄关系史领域的学者是从事茶叶之路研究的主要力量。黑龙江社会科学院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南开大学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等是此期的重要学术成果。此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九刚，他不是学院派的历史学者，而是一位作家。但他对“茶叶之路”有着持久的爱好，将文献调查和实际采访相结合，挖掘和还原了“茶叶之路”的大量细节，并以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形式向公众传播“万里茶道”，著有《大盛魁商号》（1998）、《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2000）、《国商：大盛魁兴衰记》（2001）、《茶叶之路：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商贸往事》（2008）、《复活的茶叶之路》（2013）等。他的一些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这种更具通俗渠道的传播方式带动更多主体参与万里茶道传播，“茶叶之路”研究热兴起。美国作家兼翻译家艾梅霞（Martha Avery）2004出版《茶叶之路：中俄跨越大草原的相遇》，以中、英、俄三个语种发行，扩大了“茶叶之路”的国际影响。这些多类型、跨国界的叙事成果，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概念在公众群体与国际范围的知名度。概念专有化标志着学术共同体对研究对象的边界达成了基本共识，为其后的比较研究与价值提炼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旅游产业兴起的背景下，“万里茶路”的称谓开始流行，常见于媒体策划和地方文化宣传中，但这在当时尚不是一个特指性词汇。1986年，李志强撰文《茶商万里行》，将“万里”与中俄茶叶贸易路线年代，在论述“茶叶之路”时一些学者会使用“万里”，却没形成“万里茶路”的专有词汇。21世纪后，福建等地方媒体有“晋商万里茶路”的称呼，特别是《旅游纵览》杂志2007年主办、联合茶叶之路沿线个城市的旅游部门举办“重走晋商万里茶路”的大型活动，引发社会公众关注。自此之后，使用“万里茶路”来描述中俄茶叶贸易路线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以其为名称的图书有多部。这一路线的新闻、旅游、商业受到社会重视，2011年张家口日报社组织“重走张库大道”采访团，跨越2个省区和3个国家，勾起人们对古商道的记忆和追索，并于次年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纪实作品《重走张库大道》。此时期媒体之所以积极策划万里茶路相关活动，是因为2006年《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把旅游业培育成国家经济的重要产业，2009年《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又把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万里茶路是传统历史背景和文化与现代休闲旅游结合的理想载体，故其商业经济价值日益受到重视，2006年刘晓航就曾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撰写《整合资源，回归历史，打造中俄茶叶之路旅游线》。

  “万里”凸显了其空间跨度与历史厚重感，更具传播感染力。然而，“路”字仍偏重物理通道的意象。从“万里茶路”向“万里茶道”线日，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指出：“继17世纪的‘万里茶道’之后，中俄油气管道成为联通两国新的‘世纪动脉’。”这一称谓的提出，实现了关键的概念升华。“道”超越“路”，不仅指地理路径，更蕴含了“商道”“通道”“文明交往之道”的丰富文化内涵与哲学意味。它更能概括这条线路作为经济动脉、文化纽带和文明对话桥梁的复合价值，也更能契合将其作为“文化线路”遗产进行整体保护与阐释的现代理念。自此，“万里茶道”迅速取代以往各种称谓，成为官方、学界与社会公认的统摄性符号，完成了概念演变的最后一环，并为后续全国性、跨国性的协同行动提供了统一的话语标识。

  上述概念的嬗变折射出认知的演进：从强调单一商品“茶”到关注整个贸易体系，从聚焦商业主体商帮到重视线路空间结构，从历史地理描述到文化遗产价值阐释。这一过程是学术研究深化、文化自觉提升与国家战略话语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概念不断升华，是国家战略需求、文化遗产保护需求与学术研究深化三重契合的结果。其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需要挖掘历史上的跨文明交流通道，为当代跨国合作提供历史支撑，而作为中蒙俄三国历史上的重要贸易通道，万里茶道概念的规范与升华，契合“一带一路”倡议中“相互连通、文明互鉴”的核心内涵，成为推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文化纽带。其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普及，推动了线路文化遗产的研究与申遗，这时需要一个统一的概念来界定中蒙俄茶叶贸易通道的遗产范围、核心价值，“万里茶道”的规范称谓，为文化遗产实践提供了统一的认知框架和话语支撑。其三，学术研究的深化，使得学者们对万里茶道的史实、价值有了更为系统的认知，能够准确界定概念的内涵与边界，推动概念从公众话语向学术话语转化，形成学术与公共话语的统合。

  概念升华的核心价值，还在于搭建了史实与文化遗产实践的桥梁。从内在逻辑来看，史实是概念凝练的基础，没有中蒙俄近三百年茶叶贸易的客观史实，就没有万里茶道概念的产生；概念是文化遗产实践的前提，只有明确万里茶道的内涵、边界和价值，才能开展遗产调查、保护、申遗等实践活动。万里茶道概念的统一，厘清了其与海上茶叶之路、茶马古道等其他茶叶物流路线的边界。万里茶道最鲜明的特征是：它是依靠骆驼、马车等传统陆路运输，跨越东亚季风区、蒙古草原、西伯利亚冻土带等多重地理单元，历时近三百年，且深度塑造了中蒙俄边境地带社会经济形态的持久性陆路国际贸易网络，其兴衰与清代边境治理、俄国的远东政策、近代铁路技术兴起紧密相连。明确万里茶道的跨国性、文化多样性、跨文明交流的独特价值，也为沿线省份、中蒙俄三国的协同合作提供了共识性的话语，推动万里茶道从历史遗存向当代文化遗产转型。

  在明确概念、形成认知共识后，万里茶道迅即迎来大规模、有组织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申遗实践。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清晰、共识性的概念如何为复杂的集体行动提供目标、框架与凝聚力。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苏州召开、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文化遗产的话题在中国各界迅速升温，相关研究也迎来指数级暴增。200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文化线路纳入世界遗产的范畴，次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上，形成了关于文化线路遗产保护的“无锡倡议”。与此同时，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要求各级文物部门“应将文化线路遗产作为一类重要的普查对象”。在文物普查过程中，湖北注意到境内的万里茶路文化遗产十分丰富，故在普查工作中专门设立“‘万里茶路’（湖北段）文化遗产专项课题”。借助文物普查和课题研究，湖北摸清了本省的茶路遗产资源的分布和状况。这一文化线路遗产还牵涉其他省份，故湖北于2012年6月在赤壁组织召开“‘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座谈会”。与会省（区）文物部门形成《赤壁宣言》和《赊店共识》，提出“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概念，“建议有关部门早日将万里茶路这一文化线路列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这是首次以文化遗产保护为明确目标的跨省区会议，标志着“万里茶道”从学术研究领域郑重进入遗产实践轨道。

  2013年习主席在俄罗斯的演讲极大鼓舞了各地政府。同年，沿线省文物部门在茶路的另一重要节点城市河南社旗召开中国“万里茶路”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讨会，正式将这一文化线路遗产名称变更为“万里茶道”。2014年丝绸之路和大运河成功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激发了沿线城市及俄罗斯、蒙古参与万里茶道遗产调查和保护的热情。2014年10月，武汉市政府和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联合主办“中俄万里茶道研讨会”，俄方五个万里茶道沿线城市市长及代表出席，形成《中俄万里茶道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武汉共识》，后出版汉、俄、英三语对照的《万里茶道申遗》图书，刊出众多文献及历史图片。自此之后，寻访和重走茶道，不一样的地区遗址、遗迹的勘察和论证，学术研讨和共同宣言等活动和事件接连不断。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文献搜集和整理、遗产资源调查、选标准、价值研究等是最为核心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在武汉召开的工作推进会上，确定湖北省为牵头省份、武汉市为牵头城市，并明确联络机制等。这解决了跨区域遗产申报中常见的协调难题。在万里茶道的遗产概念之下，原本分散于各省、市、县的古茶园、加工遗址、关隘、驿站、码头、商号、碑刻等历史遗迹被系统地串联、阐释为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线处遗产点的摸排，首批重点推荐49处遗产点、一般推荐50处，编制《万里茶道（中国段）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向国家文物局联合报送，并于2019年获得批复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一系列步骤环环相扣，证明了统一的概念是协调多方利益、整合分散资源、形成申报合力的逻辑前提。

  万里茶道是涉及中蒙俄三国的文化线路遗产，跨国协同是万里茶道保护的关键特征。主要做法有：第一，高层推动与共识凝聚。2017年，中蒙俄三国在印度召开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9届全球代表大会上，达成一同推动万里茶道申遗的共识。特别是习主席2023年10月在北京同普京会谈时，希望中蒙俄“开展好‘万里茶道’跨境旅游合作，把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成一条高质量联通发展之路”，2024年10月在喀山与普京会晤时，再次提到“大约400年前，联通两国的‘万里茶道’正是从喀山经过，将来自中国武夷山地区的茶叶送至俄罗斯的千家万户。”在领导人指引下，2024年12月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申遗主管部门、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和14个沿线城市代表在武汉召开会议，发布《关于万里茶道文化遗产保护的武汉倡议》，这标志着万里茶道联合申遗进入新阶段。第二，专业机构合作以及联合考察研究。三国的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蒙古国家文化遗产中心、俄罗斯文化和自然遗产科学研究院等专业机构，通过签订合作备忘录、学术研讨等方式通力合作。2019年中蒙联合考察蒙古国万里茶道遗产点，2023年中俄联合考察万里茶道俄罗斯段遗产点，编制申遗文本，并就联合申遗关键程序和技术问题形成清晰的路线图。三是文化交流宣传和旅游合作。三国通过种种形式频繁开展交流，提高公众对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如2024年在蒙古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万里茶道展览；还推动旅游领域的深入合作，开发跨境自驾游、青少年夏令营互访活动、旅游节和推介会等万里茶道文化旅游服务产品，促进文化遗产的活化和利用，如2016年中蒙俄三国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确立的《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中提出，建设中蒙俄国际旅游品牌“万里茶道”，2025年在“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框架下编制了中俄蒙“万里茶道”旅游中长期规划。

  这种“高层推动、专业协同、民间参与”的模式，是万里茶道遗产实践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文交流与合作的代表，概念的包容性与文化纽带意义在此得到充分彰显。

  文化遗产实践远非学术研究的终点，而是开启全新的研究维度与多元主体互动模式，推动万里茶道从学术议题向社会公共文化资产的深刻转化。申遗工作的实际的需求，直接催化了以遗产本体调查、价值深度阐释、保护规划与管理为核心的专项研究热潮。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遗产研究”导向，其核心任务在于将历史学、经济学视角下的“贸易通道”，系统地论证和转化为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文化线路。

  一是区域性遗产调查与价值研究。学者们围绕特定区段开展精细化研究，完成了从宏观叙事到微观实证的转向。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调查、规划和保护课题和项目催生了一批代表性的论文，如宋奕的《文化线路遗产视角下的“万里茶道”申遗》（《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蒋太旭的《中俄万里茶道申遗之路》（《武汉文史资料》2015年第5期），肖发标的《九江市万里茶道文化遗产的调查与保护》（《农业考古》2015年第5期），李博、韩诗洁、黄梓茜《万里茶道湖南段文化线路遗产结构初探》（《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刘杰《万里茶道（湖北段）文化遗产调查与保护》（《中国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安徽娜《万里茶道山西段路线的形成与探讨》（《农业考古》2022年第2期）等。这些研究大多遵循“空间定位—遗产认定—价值分析—保护建议”研究理路，为编制遗产清单、划定保护范围提供了学术支撑。

  二是学术力量的整合与多学科拓展。申遗实践催生了有组织的科研合作。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湖北大学等机构形成了研究集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最早组织力量，集体攻关研究万里茶道，严明清主编两卷本《洞茶与中俄茶叶之路》（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宋亚平主编《欧亚万里茶道及其源头》（崇文书局2015年）等。武汉大学刘再起、刁莉、宋时磊等都有万里茶道方面的相关成果。湖北大学以黄柏权为首，在2019年组建首个“万里茶道研究院”，每年举办一次相关学术会议，万里茶道的研究有了学术组织依托。因重视程度、现存遗产点分布密度、学者力量和视野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省区文化遗产调查力度不一，湖北、山西、内蒙古等地相对较多。学术研究议题已超越历史学范畴，延伸至传播学、管理学、民族学等多个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态势日益显著。

  三是纳入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万里茶道研究纳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范围，2019年黄柏权获批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万里茶道’茶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截至2025年底还有2个一般项目、2个西部项目在研“万里茶道”，这表明万里茶道研究已获得国家级学术评价体系的认可。此外，刘再起“万里茶道”三部曲《湖北与中俄万里茶道》《晋商与万里茶道》《宜红古茶道与万里茶道》，出版了英文版译本，并于2022年获第十三届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学术研究的深化，在为申遗提供不可替代的价值论证基础的同时，也重塑和丰富了万里茶道自身的学术内涵。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广泛的社会认同与公众参与。在完成概念定型与学术深化后，通过一系列公共文化项目，万里茶道实现了从学术文本、保护目录向公共记忆与文化体验的转化，文化遗产不仅要共商、共申，还要共创和共享。

  首先，代表性媒体与展览活动引爆公众关注。2014年由地方政府与媒体联合发起的“重走中俄万里茶道”大型跨境考察活动，通过历时性的实地穿越和全媒体记录，将漫长的历史线路转化为可被公众追踪、感知的当代叙事。这次重走团队“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全程走过万里茶道的团队”，考察团队形成跨国报道成果《重走中俄万里茶道》（武汉出版社2015年），小组成员周建军出版《重走万里茶道》（新华出版社2015年）、刘晓航出版《穿越万里茶路》（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些成果极大地唤醒了集体记忆和公众热情。随后，自2017年起，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八省区联动的《万里茶道》大型文物巡回展，以实物展陈的视觉化方式系统呈现了线路的全貌与精华，累计接待观众近百万人次，入选2018年度“弘扬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项目名录，成为将学术共识转化为大众文化认知的关键枢纽。

  其次，常态化设施建设巩固遗产展示与教育平台。沿线地区相继建立的专题博物馆，如赤壁的中国青砖茶博物馆、洛阳万里茶道博物馆、伊林驿站博物馆等，构建了永久性的遗产阐释与教育节点，保障了公众参与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这些设施不仅展示历史，也服务于地方文化认同的塑造与旅游经济的发展。

  最后，遗产品牌的吸引力引发扩容效应。万里茶道文化遗产实践所形成的品牌效应与社会影响力，产生了显著的吸附作用。原本未在早期申遗联盟中的安徽省，于2021年主动加入，祁门县成为申遗城市联盟新成员。这一“扩容”现象，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完善，更生动体现了万里茶道作为文化线路遗产在当代所产生的广泛凝聚力和共享价值。

  综上所述，万里茶道的文化遗产实践，已构建起“学术研究深化支撑”与“公众参与共享推广”双向赋能、循环促进的格局。学术研究确保了遗产实践的严谨性与价值高度，而公众参与则赋予了遗产以生命力和时代意义，一同推动万里茶道从一条历史长道，嬗变为一个活态的、凝聚多元认同的当代文化符号。

  澳大利亚学者席格伦（Gary Sigley）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万里茶道等文化线路遗产的重新发现是一种“流动性叙事”（mobility narratives），通过描述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流动和交换，来塑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并纳入“一带一路”倡议。该研究侧重于强调围绕万里茶道所形成的文化政策和遗产外交，而本研究则认为，应在双重历史中观察万里茶道：从史实来看，它是清代到民国早期所形成的交通贸易网络；从历史建构来看，它是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重新发现史实的结果。万里茶道经历了史实重构和话语迁移的过程，受政治和时代背景影响颇深。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苏要么经历革命、战争等动荡，要么处于对抗和猜疑状态，此时期研究多从经贸史、交通史和外交史等角度展开这一贸易路线的研究，研究主体是这些领域的历史学者，主流话语多是霸权、掠夺等。苏联解体、中国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后，文化和旅游产业得到发展，在余秋雨散文《抱愧山西》（1992年收于《文化苦旅》）、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电视剧《走西口》《乔家大院》等流行文化带动下，社会公众对晋商这一历史上重要的商帮投入极大热情，于是山西、内蒙古等地的学者视野开始从对票号等方面的研究转向晋商、旅蒙商等地域性商帮，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等“走西口”谋生计这一大规模性迁徙事件也受到关注。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热情，其实就是追求改革开放、敢于拼搏和冒险的时代精神的烛照。

  21世纪后，中国更加融入世界，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线路遗产的概念同步引入中国，2011年起中俄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蒙同年发展为“战略伙伴关系”。人们充分意识到中蒙俄这一国际贸易商道巨大的历史底蕴、经济价值和现实意义，路线本身以及所存下来的当代文化遗产成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政府成为支撑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力量，逐渐形成了遗产多主体共同驱动的发展格局。历经数十年的变化，从最初的茶叶之路，到万里茶路，再到万里茶道，这一贸易线路的名称和概念也在不断变迁，与其他贸易线路的界限日益明显，自身突出普遍价值的提炼日益明晰。在研究范式、方法论与价值目标上，三个阶段也各有特点：第一个阶段多以历史文献为研究基础，以实证主义史学为主流，侧重贸易环境、贸易量等；第二个阶段侧重历史的通俗化和普及化，以概念层的梳理为核心，以“茶叶之路”“万里茶路”等术语重构空间叙事，体现从经贸史和交通史到文化地理的认知升维；第三个阶段引入世界文化遗产和线路遗产的理论，以申遗为目标和驱动，推动田野调查、考古勘察、遗产活化与国际治理的制度化，完成从学术概念到公共文化产品的转化。

  万里茶道的当代复兴，是一个在时代变迁背景下，史实挖掘、概念提炼与遗产实践三者环环相扣、互为驱动的嬗变过程。在“史实一概念一实践”的逻辑框架体系内，坚实的史实重构是概念形成的根基，清晰而具有共识的概念是文化遗产实践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文化遗产实践是概念的实现与升华，不断深入的实践又反过来深化了史实研究，赋予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最终形成良性循环。这一嬗变过程深植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洪流之中：从中苏关系改善到中蒙俄全面战略协作的时代变迁，提供了政治可能性；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对于商业历史遗产的重新评价；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重视文化软实力与可持续发展，催生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意志；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则为这条古老的商道赋予了促进文明互鉴、民心相通的崭新时代使命。万里茶道的当代故事，是一部关于通过学术努力、话语建构与集体实践，将一段辉煌的跨国交往史，成功转化为能够服务于当代国家发展与跨文化理解的珍贵遗产的生动教材。随着中蒙俄三方合作路线的日益清晰，我们有理由期待，这条凝聚着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的万里茶道，最终将会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重新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